中原冬夜的寒风中,灌溉农田的农民们在怀念曾经四季流淌的青年渠;黄土高原的窑洞里,乡亲们在犹豫是否购买统一规划的新农村住宅;阴雨绵绵的华南小镇上,教育官员在担忧还有多少所学校会消亡;东南沿海的村落里,返乡过年的人们正在打扫一年只住一次的豪宅……每一片土地上,每个人的生活,或主动,或被动,都随着城镇化而变化。

    凌晨3点,外面还是漆黑一片,刺骨地冷。寒风中,乡民们开着三轮摩托到田地里“占井”。所谓“占井”,就是这几年总是大旱,村里的水井基本上都旱干了,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口深水井能够用来灌溉,整个村子约有1500亩的田地,每到农田灌溉时节,乡亲们需要排队浇地,往往排队到最后的,抽水就会非常困难,从而导致浇一亩田地需要花上两倍以上的工夫。正常浇一亩地大约需要10度电,而抽水困难的时候,则需要30度电左右;而且,耗费更多的是精力,有的乡亲为了浇几亩田地,在机井边睡几天几夜。而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外打工,种田的大多是老弱妇幼,灌溉的困难使部分田地常年得不到有效灌溉,收成锐减。以前用来灌溉的青年渠无人管理,逐渐断流。被垃圾秸秆填满,曾经铺设的水下管道、渠首闸门等设施尽数破坏。周边已然是杂草荒芜,伤痕累累。


    甘肃省东部,沟壑纵横,墚峁交织,这里是黄土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,而位于甘肃东部的庆阳市则是窑洞最多、最稠密的地方。几千年来,窑洞是这里唯一的住宅形式。厨房、卧室、贮藏室、厕所,甚至鸡窝都是大大小小的窑洞。然而现在,这里的窑洞正被废弃。随着城镇化的加速,一片片新瓦房拔地而起,窑洞几乎彻底淡出了庆阳人的生活。如今,住瓦房的人多了,统一规划的新农村住宅也成了时尚。然而,由于正宁县新农村住宅10多万的价格和备受质疑的房屋质量,让很多农民目前仍在犹豫是否购买。“新农村,一套10多万,这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,又听说新农村住宅质量不好,不值那个钱。”一个村民抽了一口旱烟,若有所思地说,“可是娃也快娶媳妇了,总不能再在老房子里娶了。”他显得很是矛盾。


    正月初四一大早,尚义县城老城区的住户老肖穿过狭窄的巷子,敲开了邻居老王的大门,不仅是拜年,还为了商量一件事儿——拆迁。尚义县是河北省西北部一个人口仅20万的小县城。县城的太平北街往北有一溜儿老平房,属于老城区。2010年,一个新楼盘打破了老城区居民平静的生活。紧挨着老城区建成并开始交房的新楼盘叫学府新城,楼房盖得“威武气派”,而且是集体供暖。新旧对比之下,平房生活的不便显得更加明显。根据开发商以前的拆迁安置标准,老王家的平房和地基还换不来同等面积的楼房。老王家正房加配房、院落的总面积有90多平米,而折算的房屋只有60平米左右。如此,老王还要用约1800元每平米的市场价购买其余30平米的楼房,加上后续装修,老王还要投入近10万元才能住进新房。即使如此,平房区的居民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迫切的。根据老王和老肖的统计,在学府新城以北“即将被拆迁”的太平北路片区,21排平房的180户人家中,除两户不同意拆迁外,其余住户都同意拆迁。


    中企资本周刊“盘点十年房价”显示,2012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5791元。2007年为3445元,五年上涨68%,年均递增10.9%;2003年平均房价为2381元,十年上涨143%,年均递增10.3%。


    一线城市平均房价十年涨幅比较


    广州2003年一手楼均价3888元/平方米,2012年14044元/平方米,涨幅261%


    北京2003年一手楼均价4456元/平方米,2012年20700元/平方米,涨幅365%


    上海2001年一手楼均价3500元/平方米,2010年21000元/平方米,涨幅500%


    深圳2003年一手楼均价5680元/平方米,2012年18900元/平方米,涨幅233%


    知名法律学者吴丹红则谈到,这十年房价暴涨,源于2003年国务院18号文出人意料地将房地产定为支柱产业。原本80%的人可以住进经适房变成只有约20%的人可以申请经适房,将绝大部分购房需求者扔在了疯涨的房产市场上。18号文件被普遍视为房地产商利益群体的一次公开的胜利。


    地产评论员谢逸枫形容,国务院对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却越调越上涨,可谓“调控犹如弹簧,打压越深反弹越高。”疯狂的货币超发,房价如脱缰野马。


    同样是从宏观角度观察,“地产大嘴”任志强日前坚持认为,中国的房价必将继续上涨,从住房制度改革之前算,中国货币增长了50倍,可中国房价近十年涨差不多5倍。


    而城镇化在过去10年的快速推进,在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释放动力的同时,也成为了房价高速飞涨的推手。城镇化需要土地征收,这就意味着要保护农民的合理权益,给予补偿。随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日益提高,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大幅萎缩。土地成本的提高最终转嫁到了房屋成本上。


    中央之所以提出城镇化,是因为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使中国的投资始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,即使在外围市场疲软的背景下,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;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之后,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消费增长点。中央的精神是在弱化数量指标的同时,转而更注重城镇化的质量——“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,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,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,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”即新型城镇化。


    新型城镇化将会更加注重农民利益的保护,这一方面是出于维护民生和社会稳定的考虑,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,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,如果大量失地农民进城之后不能维持必要的消费能力,将无法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,这也失去了城镇化的意义。但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同时,土地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大幅压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。同时的调控加码会转而支持房地产税,通过房地产税来弥补土地收益。


    但问题又出来了,上海和重庆试征房地产税两年时间里收效甚微。根据上海市地税局披露的信息,上海共认定约5万套住房需要缴纳房产税。重庆数据则显示,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第一年,征收税金约1亿元。房产税试点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
    同时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,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解决。改革开放30年来,大量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城市转移,大多为出口制造业所吸纳,随着外围市场的需求萎缩,出口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大幅下降,这将倒逼中国经济向服务业转型。大量农民进城之后,在为就业带来压力的同时,也为大力发展服务业提供了可能性。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但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仅有43%,与发达国家70%的平均水平有相当遥远的距离。对于大力发展服务业,城镇化带来的既是压力,也是机遇。


    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将对农业生产带来多方面的冲击,一方面是耕地面积将会不断萎缩,尽管有18亿亩红线的支撑,但是如果将来中国的城镇化率继续大幅上升到70%,耕地面积的减少将是大势所趋。其次,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,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少。无论是耕地面积的萎缩还是劳动力的减少,都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冲击,好处是将倒逼我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,通过高科技的农业生产来实现粮食安全保障。但高科技农业的发展是否能和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一样就不得而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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